体育自古以来便存在于不同民族和文化群体的生产活动中，受到地方民族价值观念与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一个国家体育的发展往往表征于民族身份和文化表达的价值体系中，是塑造共同体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方式。在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有必要增强关于国家体育的主体性叙事，讲好中国体育故事，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的历史及其蕴含的价值意涵。
讲好中国体育故事不仅在于记录，也是重塑人类认知的思考方式，因此可以通过体育叙事提出当下对国家体育相关历史的追溯性观照和对未来的经验性观照。这主要体现于文化记忆、政治情感和身份归属三个方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各民族相互交融发展的历史演进中不断形塑而成，并通过共同的历史和社会记忆植根于族群成员的潜意识中。体育叙事作为传播中国体育形象的重要手段，在讲述各民族体育发展历程中，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记忆，成为连接共同体历史与现代形象的重要纽带。加之当前数字媒介时代，多模态的叙事方式进一步增强了体育故事的呈现效果，使其更具直观性、动态性和隐喻性等特征，从而营造出各民族体育历史记忆的虚拟在场感和沉浸式体验，有助于增进受众对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认同感。
中华民族共同体通过共同书写的历史文化和共同形塑的民族精神，凝聚了多元性、包容性的情感共鸣与情感认同。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从心理层面唤醒各民族的族群政治情感。体育叙事一方面可以在叙事规律的引导下，使其中的政治情感、政治属性通过合法化的、不言自明的“常识形象”而更易被受众接受，增进对共同体的情感认知。另一方面，在体育属性的加持下，无论体育赛事或民族体育等类型的叙事题材，其中关于运动员代表国家民族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行为刻画，或关于中国漫长历史中体育发展演进的记忆呈现，皆可以表征出象征国家身份的“情感整合”特征，进一步构筑民族共同体的团结机制。
民族是认同和归属感的真实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需要增进公众民族归属感，主要包括政治归属感、社会归属感和文化归属感。而由于国家民族的本质是一个“文化符号共同体”，体育叙事可以通过对代表国家民族的体育或非体育标识、象征物和文化符号的刻画，生成象征国家民族的意义空间，增进受众对文化标识和精神纽带的共同感知，促进国家身份认同。此外，在当下多模态的叙事环境中，体育叙事可以通过意象、形象、表象、情节等多维场景构建，呈现更具多元化的表达和意义传递方式。从而进一步与国家权力、公民生活相关联，增进受众对于国家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结合当代价值共识，赋予受众对共同体形象由认知到认同的行动意义。在讲述中国体育故事的过程中，受众思维活动往往并不直接针对故事本身。因此，讲好中国体育故事需要依托叙事框架才能抵达受众的深层思维，以帮助其认知和理解体育故事中关于共同体的深层意义。具体而言，可从体育故事“生产—表达—接受”这一实践逻辑，探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方式。
注重体育叙事的主体性建构。伴随着全球化发展，中国意识形态受到各种影响，且单纯的政策宣传和信息灌输在现代社会中的效果并不理想。对此，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塑造更多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努力展示一个生动立体的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篇章”。从中国体育故事生产维度来看，面对西方国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或中国体育形象的偏离、误读等意义折损现象，需要增强体育叙事的主体性，即注重“自塑”的方式，增进国内媒体和公众叙事积极性。为此，可借由我国体育的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健全关于中华民族形象的表达机制、呈现机制和意义确证。
优化体育叙事中的修辞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身的形象自觉、对自我形象的确证、自我合法化等主体性诉求贯穿于叙事双方一系列的修辞实践，需要优化体育叙事中的修辞表达方式，为达到这一目标，体育叙事可围绕共情、对立和模糊三个方面修辞策略，提高体育叙事效果。
其一，共情叙事策略强调修辞者与受众之间基于相同的情感体验而产生认同。对此，叙事者可以基于既往重大赛事时刻、重大事件等坐标性记忆，深挖运动员或体育相关人物关于民族共同体形象认知的行为和话语，如国内不同地方运动员赛场上的相互鼓励、失败后的相拥安慰等行为，以增强故事真实性，激发情感共鸣。
其二，对立修辞策略强调修辞者通过关于对立面（例如共同面临的问题、挑战等）的修辞，以突出双方共性特点，从而消除修辞双方的矛盾和差异，形成认同。
其三，模糊修辞策略指修辞者可以使用词语、图片等象征手段，使受众进入修辞者构建的场景之中，继而有利于促进受众对修辞内容的无意识认知到认可的过程。在讲述中国体育故事过程中，叙事者可以在同情和对立修辞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同一性的叙事视角，模糊受众与叙事者或故事人物的身份差异。例如，在表达共同体相关观点时，可以通过第三人称隐身式叙事角度，或是使用第一人称指示语，构建叙事者与受众的同一身份。
凸显体育叙事中的意识形态。叙事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更是普遍的意识形态话语范式。对于体育叙事而言，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要做好我国体育发展的呈现，也应凸显中华民族相关的精神和意识形态。具体可以在不同题材体育故事的修辞表达基础上，阐释能够反映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展示中华体育文化的整体构成，表明即使各民族体育表现形式各异，但其文化渊源和发展也存在密切联系的共同体特征。
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先导产业、基础产业和战略性产业，正在通过生产要素、生产资料更新、重组，生产关系、生产制度重塑，成为最具潜力、带动力和深刻影响力的新质生产力引航。
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共建国家的共同发展与繁荣。经过11年的共同努力，一大批标志性项目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为共建国家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经济学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应该是在科学决定气候目标的基础上，主要研究如何以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实现该目标，而不是将经济考虑凌驾于科学之上，由经济学决定温升应该控制到什么程度。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培养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相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网络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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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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